张女士今年68岁，她的独生子李昊今年40岁，原本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六年前，张女士生了一场重病，小李为了照顾张女士，断断续续请了将近两个月的假期。张女士病情痊愈后，小李回到单位后没过多久就辞了职，成为了“全职儿子”。“当年我是反对他辞职的，他的工作曾经是我的骄傲。但是他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上海生活成本也高，不忍心看到他那么痛苦，就随他了。”张女士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小李会给父母做早饭，然后给家里大扫除。有一点洁癖的小李能把家里的每一道缝隙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大扫除后，就是做午饭和晚饭，除此之外，小李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炒股、锻炼、看书，每天晚上还会陪父母一起散步、遛狗。张女士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月有11000元左右，每个月他们会给小李5500元的“补贴”。

小李吃住都在父母家，花销很小，交完社保后竟然还能存下一笔钱，他说：“以前月入两万在上海当月光族，现在需求和欲望都放低了，反而有了存款。”“除了有点愁儿子找不到老婆，我们家的情况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张女士乐呵呵地说，“但单身有单身的幸福，只要内心接受了，我比大部分空巢老人可幸福太多了。”

因为母亲生病，没有人照顾，断断续续请了将近两个月的假，我想，他说辞职，是不是照顾父母的心情，故意说得好听一点呢？不得而知。40岁，在工作中，处在非常尴尬的年龄，后面有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不断的追赶，在职场上，压力非常大。如果失业以后要找一个工作，非常不容易。星巴克里，做着许多失业的中年人，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好在他的父母都有退休金，退休金足以支撑起他的生活，或许他们了解情况，同样为了照顾孩子的心情，不说破而已。

说到“全职儿女”，不免让人想起在星巴克假装上班的中年人。同样是暂时失去了工作岗位，舆论喜欢批评前者，认为他们只是在逃避就业压力，啃老就是啃老，把新型不孝说得如此清纯脱俗，令人不齿；而对于独自在星巴克消化情绪的后者，舆论常常会报之以同情，希望他们早日能开启人生新版本。不得不承认的是，比起后者，“全职儿女”要体面一些，手里至少还残存了一点对生活的掌控感。媒体曝光的他们，普遍有两个特征。

一是他们的家庭条件比较殷实，不用为了钱而工作。二是，他们不是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一份工作合适不合适，更多要看是否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而非生存需求。一些全职儿女很喜欢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分享自己一天的生活，三餐四季、陪伴家人，这样平淡琐碎却有规律的家庭生活，让很多人神往。“逃避可耻但有用”，全职儿女的生活可能就是在践行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塑造起来了一种逻辑自洽的乐观氛围，也很难被主流价值观所肯定。批评者常给的理由是，家庭所给予的避风港当然好，但人是社会性动物，出门工作赋予的人和社会的连接，终究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但说老实话，如果外面的选择足够多，有几个人愿意顶着社会压力，回家当“全职儿女”呢？

新闻报道中的全职儿女，很多都在家考公考编；有人觉得上一份工作活多钱少，只是在消耗自己；有人开过蛋糕店，但疫情一来，店铺倒闭。表面上看，他们在家“就业”，是不想卷、卷不动；但不想卷的背后，有多少是被动的成分，有多少是时代环境造成的，很难说得清。换句话说，当事人的选择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全职儿女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社会就业面的收窄和机会的锐减。

90后尤其是00后的成长环境，正是整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大多数父母为了培养孩子都付出了不小的教育成本。然而当他们从事的工作远低于预期，获得的收入与付出不匹配时，能够回归家庭寻找安慰，也是一种幸运。不管怎么说，一个社会很多年轻人待在家中，本身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全职儿女看起来是“问题制造者”，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却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就业市场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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