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
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世袭的嫡长子即是宗子,地位最尊.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姓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体制,使不但得到族权而且得到神权的配合."亲亲"、"尊尊"在这里获得完备的、严格的体现,成了宗法制的精神支柱,从而也是周礼的根本原则.
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代的事情.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如果说分封制从政治结构方面建立了贵族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宗法制则以注入了特定内容、贯彻了崭新原则的宗族传统观念使这个等级秩序得到稳固.文献和彝铭记载中屡有“宗周”的记载,《诗经·公刘》说：“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从宗法系统看,周天子乃是地位最高的宗子.周初,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间实施,以后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具有了普遍性质.
宗法制、分封制与姓氏
夏、商、周被史学家称作“三代”.夏、商两代的国家最高元首称“帝”.夏朝的帝位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接任的.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以行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元前八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都于镐京,并改“帝”为“王”.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王朝的这一制度就是“宗法制”,它的内涵对姓氏有着直接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据《独断》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情况是这样的：“天子娶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妇.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周人上法帝喾正妃,又九九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人九嫔.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众多嫔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不划分个先后次序,不立定个章法规矩,那就会乱套.这个章法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子妇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子女（女儿不在其中）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嫡庶的划分标准如图所示：
妻 妾 一般称谓 宗法称谓 继 承
妻(正配) 三哥(20岁) 六哥(14岁) 嫡长子 嫡次子 嫡 子 庶 子
妾一(侧室) 大哥(25岁) 四哥(19岁) 庶长子 庶三子
妾二(侧室) 二哥(22岁) 五哥(15岁) 庶次子 庶四子
据《史记·殷本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或争相代立”,从而造成“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局面.殷商后期,兄终弟及制为父子相承制代替.如弟乙的长子微子启生在“微”,封为子爵,名启；因启的母亲身微,非正妻,因此启虽为长子却不能承袭帝位.帝乙的小儿子辛(即纣王),因其母是正宫,嫡出,故继承了殷商的帝位.正是这位辛使殷商走向灭亡.这说明殷商末期,嫡长继承制已经确立.
据黄河流域周原（今陕西岐山）生活的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时,嫡长继承制还没完全确立.古公少子季历继承了王位,而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出奔长江三角洲,后来建立了吴国.季历传位于长子姬昌,姬昌又传位于长子姬发.姬发灭商后,大力推行嫡长继承制.自此宗法制度被作为立国的原则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
根据宗法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精神,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不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这就使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其具体办法是：一、周王朝的国王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圭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二、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但这些封国面积很小,实质上都是一个个城堡式的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对四周地方加以控制,大概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王丝大.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象群星捧月似的,环绕拱卫着王畿.诸侯国的分封有两种情况：1.同姓封国.凡是姬姓的周王室亲族,每人都可分到一块土地,在那里建立封国,此即同姓诸侯国.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修国,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国者15 ,姬姓立国者40人.如,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今山东定陶）,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国.2.异姓诸修.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分封少数有功之臣,如姜子牙封于齐；二是发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防止作乱的部落,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姒姓)封于杞国,伏羲氏的后裔(风雄)封于宿国.周武王又将已灭国商纣王之子武庚(子姓)封于宋国,以示政治安抚.后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被周公平息,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国.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五级爵位的产生,系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 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以“受命于天”自居,号称“天之元子”,是天下同姓宗族的大宗,居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他们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王位也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各自封地里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封爵仍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士.这样,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便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各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每一个等级必须服从上一个等级,并有义务纳贡、服役等.周天子位居金字塔顶端,不仅是所有姬姓宗族的大宗,而且通过“同姓不婚”、“娶于异姓”的联姻原则,又成为有甥舅关系的异姓宗族的共主. 分封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从目的看,是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从具体做法看,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从本质上看,分封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但次要矛盾有时也居主导地位.分封制作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井田制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实施分封制的意义有：⑴它总结了历史经验,把建立地方与巩固自己统治有机结合起来,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对整个领土进行控制.⑵分封制使统一的社会制度在诸侯国中得以普遍实行,周王室用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使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改变了夏商时代国王为诸侯之长的状况.⑶分封制促进了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统一的奴隶制度在各诸侯国得以建立和发展,使奴隶制经济有了繁荣的基础.⑷分封制加速了各族融合的进程,受分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诸侯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进行了文化渗透.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为什么受到司马迁的推崇
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虚伪的假设。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上古的奴隶制时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孔子的一生竭尽全力在为复辟奴隶制奔走呼号。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竭尽全力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他的世界观很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且孔认为这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只有西汉的董仲舒理解孔。所以发展了孔的哲学：“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君正臣忠、父慈子孝”是的传统思想，只是奴隶们、只是劳苦大众的善良愿望而已。不是孔的发明。孔时刻想梦见的人是周公，曾无限感慨道：“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去做奴隶主最高统治者的帮凶。有一丁点机会就去奴隶，持者。所以孔的这种虚伪假设在当时的战国根本不存在。开明的君主不会相信他，劳苦大众更不会相信他。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了绝妙的“春秋笔法”，揭露了孔子的一生。用农民之口称他为“丧家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何为夫子”，那司马迁又怎么会赞同孔子的思想呢？我可不这样看是司马迁赞同了孔的思想。否则太史公司马迁先生也不会在《陈涉世家》中，借陈胜吴广之口高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惊天之语。和孔的徒灰孙董仲舒的观点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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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人墨客之所以留下千古名句为后世流传，大多都是在自己郁郁不得志之时，感怀抒情写出的。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使我不得开心颜
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孤舟蓑笠翁，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提起自己的勇气，坚信待到风停雨来散，唯风景这边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