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二战”后，欧洲经济破败不堪，生活十分艰难。但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西欧各国全面复兴。战后西欧诸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不包括 A．利用美国的援助 B．发挥的宏观
• 2、战争结束后是赢的一方打扫战场吗，双方战死的人是怎么处理的
• 3、部队突围时伤兵怎么安置
• 4、历史上最大耻辱事件是哪次
• 5、近代史上山东籍名将都有谁，谁能排第一

1、“二战”后，欧洲经济破败不堪，生活十分艰难。但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西欧各国全面复兴。战后西欧诸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不包括 A．利用美国的援助 B．发挥的宏观

2、战争结束后是赢的一方打扫战场吗，双方战死的人是怎么处理的

战争结束后，到底是谁掩埋战死的士兵？有人打扫战场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清理战场往往发生在战争结束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

古往今来，发生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清理战场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

古代战争

古代战争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精心筹备、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都会派出一部分士兵，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后期的战场清理，而且交战双方有不成文规定：不可进攻清理战场的士兵。

这个不难理解，就像“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清扫兵不带武器，自然没道理攻击他们。

如果是短期的遭遇战或者战争已全面结束，失败的一方要么被全部杀掉，要么就是残兵大逃亡，这时敌方“善后”基本不可能，就只能由胜利的一方来打扫战场。在古代的里，也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士兵。

士兵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一方面要留意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如果有立刻转移营救；另一方面要观察敌方是否还有活口，如果有就地处决。此外，如果碰巧遇到装束不一般的人，比如敌方将领，可以上报领赏。

打仗需要后勤补给，在战后由于敌方慌乱溃逃，往往胜利方能发现许多粮草兵器物资，这些当然统统都要充公，不能据为私有。

当代战争

到了当代，我军专门设有清理战场的战场后事组织和规章制度，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有排雷排险的，有辨别、登记牺牲战士的，有清点武器数量的，有现场取证保存战争信息的，有时还会有敌方人员和国际组织委派的专员参与。

如果时间比较充裕，通过会为死难的兄弟们好生安葬，还要立个墓碑，重要人物隆重下葬，墓碑也要书写丰功伟绩。当然如果败退或者时间紧迫，也就顾不上太多了。

当代战争中多用导弹、炮击，尸体的完整性不可保证，很多最后成了残肢，甚至是无法辨认的“炮灰”，即便有专人清理，也无法留存全尸。如果是遇难者较少的小规模战争，尸体会被运回国家按各人习俗、信仰妥善安葬，而敌军的伤员会被送往医院救治。

至于物资，在情况急迫的战后，其实顾及不了太多。抗美援朝期间某场小规模进攻之后，敌方在公路沿线丢弃了大量军用物资，包括口粮、军鞋、被服等，我军还要追击，时间紧任务重，只能粗略翻看，找到需要的留下自用，其余的只能放在原地。

尸体的处理

无论古今中外，清理战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尸体。死人不同于兵器，时间一长尸体就腐烂了，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容易传播大规模瘟疫，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因此，处理尸体是停火后第一要务。

常见的处理有如下四种：

就地掩埋。就像我们所想的，找个合适位置挖一个坑，把死去的人放进去，用土填埋。这很符合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除了己方专门人员，也有安排俘虏处理尸体的情况。

处理。普遍存在于古代，是对敌人的一种侮辱。今天国家出于节约耕地、减少林木资源浪费等考虑，要求死者统一火化，然而这种方法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诞生了。战争中相较于土葬，不需要消耗太多力气，也比较环保。

暴尸郊外。古时战势急迫，或者打得过于惨烈、疲惫，这种情况下，将尸体弃之于荒野也是常有的事。一般不用多久，尸体就会被野兽飞鸟分食，或者直接原地腐烂，回归自然。这在古书中有记载，曹操《蒿里行》有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说的就是交战后战场无人打扫，一派荒凉凄清的景象。杜甫的《兵车行》也有相关描述。

尸藏京观。京观也叫“骷髅台”，名字贴合用途，是诞生于春秋时期处理战场遗尸的一种方法。把敌军尸体收集在一起，上盖厚土筑成土丘，史称“筑京观”。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秦国上将军白起就曾坑杀敌军40万。这种处理尸体的方法一直延续到明朝，清兵入关后废止。

战争是异常残酷的，古时交战肉身相搏、短兵相接，战后又只能草草丧葬，最终落得个“无贵无贱，同为枯骨”的下场，可谓悲壮。

但不管怎么说，人传统观念中“死者为大”。在战后尽最大可能让昔日战友保留全尸，让亲人与他作最后的道别，入土或火化都不失为文明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处理，也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3、部队突围时伤兵怎么安置

这种要分具体情况，就拿你死我活的战争来吧：部队在极端严峻条件下突围时，无论是野外突围还是向城外突围，重伤员基本都是丢弃在战场上的。

这些可怜的重伤员的命运可想而知，往往会死在日军的枪口或者刺刀之下。

并不是说那些部队长有多不体恤部下，真实原因是，在极端环境下，带着重伤员突围，基本就等于放弃了突围的希望。不但伤员走不了，连还有战斗力的官兵也都可能会军一网打尽。

空洞的说抗战中的重伤员在部队突围后会多惨多惨并没有说服力，我们就拿三次比较著名的突围来说说伤员的悲惨遭遇吧：常德保卫战、滕县保卫战和徐州会战。

当余程万师长于城破后再次率兵进入常德后，命令所有部下在常德城内的天主教堂集合。这时57师所有人马已不足千人，其中还大部分还是一直驻守在城郊太阳山激战的169团3营。

这意味着，在城内抵御日军的第57师八千虎贲将士，基本损失殆尽了。

由于事先在南门城墙下的沅江边藏了几艘木船，余程万师长及包括炮兵团团长金定洲在内的少数人得以成功突围。率最后还有战斗力的50多名战士掩护余师长等人突围的少将团长柴意新，也壮烈牺牲了。

柴意新将军

而因受重伤失去行动能力的57师官兵，很多都军残忍地杀害了。虽然给他定的罪名是“擅自弃城逃脱”，要枪毙余程万，但或许也有对余程万没有妥善处理伤员而震怒的因素吧。

相比率部坚守衡阳47天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遭遇，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恶战47天后，考虑到七千伤员无法突围，也无法得到救治，只有等死，方先觉放弃了突围，选择向日军放下武器。方先觉后来拜托日军的控制回到重庆后，不但对他宽慰有加，还请他及属下几名师长吃饭，并向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率川军第122师死守滕县三昼夜，腰部中弹的王师长奋力击毙三名日军后殉国，城内的三百多名重伤员则以手榴弹互炸牺牲

在台儿庄战役之前的滕县保卫战中，攻守双方是日军第十师团的一个旅团和王铭章部3000余人。双方人数差不多，但日军部队配置了重炮，作为川军的122师则装备简陋。因此，这原本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

战至最后，滕县城破，王师长及参谋长、团长战死。有没有部队成功突围呢？有，突围的是727团三营的二三百名士兵，他们在副营长的率领下成功突围了。

至于伤兵，尤其是重伤员，突围是绝无可能的事。也许等待他们的，只有毫无人性的日军的冰冷刺刀。在这种情况下，王铭章部300多名重伤员，为避免遭受日寇的侮辱和，引爆手榴弹自尽了，他们无愧于国家，更无愧于长官！

徐州会战末期，嗅到第五战区部队有军围歼危险的李宗仁，下令各部队突围。关于有序撤退，李宗仁很有信心。他说，李某人不是唐生智，不会像当面南京保卫战时乱成一锅粥。

李宗仁的承诺，几乎做到了。除了他亲率的长官部一千多名人员突围时遇到了一点麻烦，好在还算有惊无险地达到了安全地——阜阳，就连带着十多门15生重炮的汤恩伯部，也都麻利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但是，有一列装有3000多名伤兵的军列被留在了徐州车站，永远再也没机会开走了。

原来，由于南下的津浦路铁桥已被炸断，西行的陇海线也已军占领，满载伤兵的军列无法开动。结果，在南京已经犯下滔天罪恶的日军第16师团，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朝着可怜的伤兵们捅刺刀。。。

总体来说，虽然习惯性地提早撤退，因此极端条件下的突围行动在整个抗战期间并不算太多，但一旦到了必须紧急突围的情况，伤兵们特别是重伤兵们可能就会留给，成为他们刺刀下的牺牲品。。。

我是@司马砸光，敬请关注~

4、历史上最大耻辱事件是哪次

汉族的耻辱史有，五胡乱华，靖康耻，蒙古族进犯，满族进关。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事件都发生在近代，比如，甲午海战，被割，园明园被烧，沙皇侵占了大片土地，南京大……等等，一部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5、近代史上山东籍名将都有谁，谁能排第一

山东籍名将中，很多都是开国将军，他们为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都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天介绍4位，难分伯仲，可以说他们都是第一。

刘兴元(1908—1990)，山东临沂市莒南县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务处处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参加过苏区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政治处主任，八路军115师工兵营政治委员，山东军区第2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过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同蒲路破袭战，参与指挥赣榆城战斗和临沂战役，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2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过四平保卫战和新站、拉法战斗，参加过辽沈、平津、安新等战役。

新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孙继先（1911—1990），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人。

土地革命时期，曾任江西模范师3团3营营长，陕甘支队一大队连长，红三十一军93师参谋长等职。参加过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时，率部参加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江等战斗，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参加过直罗镇战役和东征作战。

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129师挺进队队长，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等职。参加过常生口、黄底崖等战斗，在沂蒙山区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合围”、“扫荡”，指挥的葛庄战斗，歼灭日寇300余人、伪军500余人，俘虏日伪军380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山东军区第4师师长，第三纵队代司令员等职。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敌74师32000余人；在济南战役中，毙伤敌2400多人，俘1200多人；在淮海战役中，歼灭和俘虏敌军3万余人。率部参加过莱芜、泰安、沙土集、洛阳、开封等战役。

新成立后，曾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孔庆德(1911—2010)，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0团3营8连连长，参加了黄安战役，苏区第二、四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冀南军区第8旅副旅长兼第三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过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百团大战中，率团坚守阵地6昼夜，掩护主力部队取得正太路破击战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副司令员，后兼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参加过上党、邯郸、定陶、豫北攻势、鲁西南等战役，参与指挥邓县、襄阳等战役。

新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勋章，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孙干卿（1919—2019），山东省临淄市人。

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连长、营长等职，在山东境内与日寇作战,从鲁中打到渤海。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团长，第四野战军师参谋长。参加过山海关、四平、临江保卫战和辽沈、平津、解放海南岛等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新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参谋长等职。

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4年，被派往老山前线，指挥自卫反击战。他亲手拟定老山、者阴山战役作战方案，提前进行预演，取得自卫反击战大捷。